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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毛泽东因何违心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2013-04-26 01:32:36来源:党史博览

1975年毛泽东因何违心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介绍:“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是写了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毛泽东针对“九个文件”所写的文章,把王明等人批得体无完肤,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

1943年在延安高干整风期间,周恩来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领导层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

这场党内领导层中对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和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展开的斗争,后来在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干预下而不得不收场。这和延安整风运动出现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有关。到了1975年,“四人帮”又借批“经验主义”之名,把矛头对向了周恩来,对准了老干部。

“四人帮”掀起反“经验主义”的浪潮,往上打击周恩来,往下打击各级党政部门的老干部

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有关称赞少奇同志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江青等人是深知延安整风中的那段历史公案的。他们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掀起反“经验主义”的浪潮,往上打击周恩来,往下打击各级党政部门的老干部。在他们的宣传中,老干部成了“经验主义”者,老资格是背上了“经验主义”包袱的,要从各级领导岗位上排斥老干部,同时为他们这些“文革”新贵们攫取更多权力制造舆论。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经验主义”的必要性。他说:

下面我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一个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主席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曾印过多次,不知道同志们记得不记得。主席写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庐山会议时印发了,会议以后各地作了传达,在批陈整风,批林整风中都印了。主席要我们重视学习理论。主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接着,主席说:“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主席把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出来了。……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

就在张春桥讲话的当天,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在1975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称,“这几十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矛头明显是对着周恩来的。

3月14日,根据姚文元的文章,《解放军报》发表《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3月21日,《人民日报》在题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中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当天,姚文元向新华社发指示说:“社论说到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你们要组织宣传,要搞典型,配评论,这样才能效果好”。《红旗》杂志发表短评《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也大谈“经验主义的危害性”。

4月1日,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发表。该文提出:“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4月4日,江青给迟群的电话指示说:“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讲这个问题,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向林的学习参考资料:《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经验主义怎样成为王明机会主义的助手》。这篇资料,借批“经验主义”攻击周恩来,当即引起强烈的反对。资料说,那些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资料说,“经验主义”者是参加了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的,但“他们看不到即使在大革命时期,也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必须解决乡村的土地问题,才能巩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根据地。他们更看不到,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只能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发展,必须建立红色根据地,以反‘围剿’来打破敌人的‘围剿’”。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经验主义”就同他们合作,成为他们的助手。“经验主义”者确实帮了王明路线的大忙。“由于他们的妥协和支持,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机会主义者夺取了中央的领导权。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开头,这些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干部继续军事冒险,反对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后来则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

在江青集团的鼓动下,三四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许多反“经验主义”的文章。反“经验主义”的典型经验也随之搞了出来。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四人帮”在上海机床厂搞的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有的地方还召开了经验交流会。

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有的地方开始揪“经验主义分子”,一些领导干部被迫检查“经验主义错误”。这对邓小平正在进行的整顿工作构成了新的挑战。

毛泽东为了平衡党内老同志的不满,不得不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反对“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为了平衡党内老同志的不满,不得不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为盼。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贯彻毛泽东4月23日批示精神。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1月21日至12月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江青被迫作了检讨。会后,王洪文以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为由,致信毛泽东,诬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江青也给毛泽东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

5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姚文元责成《红旗》杂志写作组以田春的笔名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一文。文中提出:“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包括着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

5月3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关于反“经验主义”问题,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我没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没有说教条主义。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毛泽东强调说:无论经验主义,无论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关于“四人帮”搞的“三箭齐发”,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一篇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文章,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5月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精神。会上,首先核对了毛泽东讲话内容。之后,根据毛泽东关于《红旗》杂志近期已刊载署名田春的一篇文章。4月23日对新华社报告批示可不下达的指示,决定由中央发一文件,从正面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

会后,周恩来在5月4日~5日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结合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内容,谈了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认为:在学习过程中,需“在一定时期有针对性加以宣传”,“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的目的说清楚”。对犯一般经验主义的人,“要慢慢来教育改造”。又指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有些报告,报刊社论,文章,新闻报道,内部清样中,只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主题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有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在上述情况下,单由《红旗》五期发表田春一篇文章,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恐还不够。”为此,同意“由中央发一个从理论到政策的文件”。对于毛泽东指出的江青等人的“这次错误”,表示“拥护主席意见”,“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此外,“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关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手续问题,强调:政治局工作“必须遵守九大,十大方针路线,‘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团结为好”。“凡要议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谈一谈。各单位拟好文件的,除外交?国防事急需立即传阅送批外,其他总要在二三天前先行送阅待议。政治局同志有意见(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讨论的,请先向主持人在两三天前提出。个人除自己管辖的单位外,其他需下达的事,必须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或主管部门同意后以机关名义下达。个人交换意见,不能以个人或机关名义下达下送文件。个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气来信和通电。”关于经济建设问题,指出:“不能再耽误了。”

在邓小平等人的强烈抵制下,批“经验主义”之风稍有收敛

1975年5月21日,周恩来就5月4日~8日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传达毛泽东4月23日批示和5月3日讲话一事,致信全体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介绍常委会所商意见后,着重对反“经验主义”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指出:姚文元文章中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之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也是根据姚文引用的。而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是指3月1日张春桥在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阅后在此处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反经验主义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三四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特补写如上说明;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

5月22日,张春桥在传阅件上批道:“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江青,姚文元也在批语中称,对一些情况“不了解”。

周恩来于5月27日抱病再致信张春桥,驳回张所谓“不确切”的说法。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和6月3日,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精神,对江青等人进行“帮助”。

邓小平在5月27日发言时,首先谈了对毛泽东5月3日讲话的理解,指出: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在谈到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的批评时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因而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的问题。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这没有什么过。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批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会上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也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叶剑英在6月3日会上就邓小平5月27日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继续批评,质问江青等。在政治局成员集中批评“四人帮”的形势下,王洪文,江青在会上被迫作了一些检讨。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政治局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

6月初,江青到邓小平家中谈话。邓小平后来说:江青找我,毛主席叫她来,她不敢不来。谈得不好,她吹她的一套,水平不高。

6月12日下午,邓小平在上海同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谈话。邓说:主席最近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有新的指示,听到了吧?你们这里批经验主义很凶哟。春桥同志在政工会议上的讲话看过吗?里面有批经验主义的啊!我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啊。老干部刚开始敢抓一点工作,这样一批,谁还敢抓呀?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谈话后,马天水即把情况告诉王洪文,姚文元。以后,马天水又应王洪文要求,将邓小平同他的谈话整理成文字材料上报王洪文。

7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云岭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要搞清楚——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札记》。文章继续大反“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文章说,李卜克内西是属于犯错误的好人,他从事德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已经快30年了,斗争的历史不可谓不长。但是,他竟然会犯了起草《哥达纲领》这样异乎寻常的违反原则的错误。他一直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含糊不清”。因而他犯了毫无原则地把拉萨尔主义的信条全部搬进了党的纲领这样的大错误。文章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发生过类似的事。在与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当时有些同志由于没有认真读马列的书,嗅觉不灵,而被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牵着鼻子跑了一段;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林彪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用唯心史观反对唯物史观,我们的一些同志不是由于没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而上当受骗了吗?不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这些教训,都值得我们记取!”

7月18日下午,邓小平在听取胡乔木汇报有关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关问题时,就胡乔木送他看的在三四月间发表的一些关于反“经验主义”的报刊材料发表意见,说:这算什么,有的文章还指着我的鼻子骂!

在邓小平等人的强烈抵制下,此后,批“经验主义”之风稍有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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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介绍:“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是写了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毛泽东针对“九个文件”所写的文章,把王明等人批得体无完肤,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

1943年在延安高干整风期间,周恩来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领导层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

这场党内领导层中对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和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展开的斗争,后来在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干预下而不得不收场。这和延安整风运动出现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有关。到了1975年,“四人帮”又借批“经验主义”之名,把矛头对向了周恩来,对准了老干部。

“四人帮”掀起反“经验主义”的浪潮,往上打击周恩来,往下打击各级党政部门的老干部

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有关称赞少奇同志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江青等人是深知延安整风中的那段历史公案的。他们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掀起反“经验主义”的浪潮,往上打击周恩来,往下打击各级党政部门的老干部。在他们的宣传中,老干部成了“经验主义”者,老资格是背上了“经验主义”包袱的,要从各级领导岗位上排斥老干部,同时为他们这些“文革”新贵们攫取更多权力制造舆论。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经验主义”的必要性。他说:

下面我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一个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主席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曾印过多次,不知道同志们记得不记得。主席写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庐山会议时印发了,会议以后各地作了传达,在批陈整风,批林整风中都印了。主席要我们重视学习理论。主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接着,主席说:“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主席把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出来了。……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

就在张春桥讲话的当天,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在1975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称,“这几十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矛头明显是对着周恩来的。

3月14日,根据姚文元的文章,《解放军报》发表《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3月21日,《人民日报》在题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中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当天,姚文元向新华社发指示说:“社论说到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你们要组织宣传,要搞典型,配评论,这样才能效果好”。《红旗》杂志发表短评《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也大谈“经验主义的危害性”。

4月1日,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发表。该文提出:“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4月4日,江青给迟群的电话指示说:“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讲这个问题,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向林的学习参考资料:《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经验主义怎样成为王明机会主义的助手》。这篇资料,借批“经验主义”攻击周恩来,当即引起强烈的反对。资料说,那些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资料说,“经验主义”者是参加了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的,但“他们看不到即使在大革命时期,也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必须解决乡村的土地问题,才能巩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根据地。他们更看不到,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只能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发展,必须建立红色根据地,以反‘围剿’来打破敌人的‘围剿’”。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经验主义”就同他们合作,成为他们的助手。“经验主义”者确实帮了王明路线的大忙。“由于他们的妥协和支持,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机会主义者夺取了中央的领导权。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开头,这些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干部继续军事冒险,反对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后来则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

在江青集团的鼓动下,三四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许多反“经验主义”的文章。反“经验主义”的典型经验也随之搞了出来。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四人帮”在上海机床厂搞的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有的地方还召开了经验交流会。

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有的地方开始揪“经验主义分子”,一些领导干部被迫检查“经验主义错误”。这对邓小平正在进行的整顿工作构成了新的挑战。

毛泽东为了平衡党内老同志的不满,不得不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反对“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为了平衡党内老同志的不满,不得不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为盼。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贯彻毛泽东4月23日批示精神。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1月21日至12月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江青被迫作了检讨。会后,王洪文以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为由,致信毛泽东,诬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江青也给毛泽东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

5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姚文元责成《红旗》杂志写作组以田春的笔名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一文。文中提出:“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包括着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

5月3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关于反“经验主义”问题,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我没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没有说教条主义。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毛泽东强调说:无论经验主义,无论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关于“四人帮”搞的“三箭齐发”,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一篇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文章,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5月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精神。会上,首先核对了毛泽东讲话内容。之后,根据毛泽东关于《红旗》杂志近期已刊载署名田春的一篇文章。4月23日对新华社报告批示可不下达的指示,决定由中央发一文件,从正面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

会后,周恩来在5月4日~5日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结合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内容,谈了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认为:在学习过程中,需“在一定时期有针对性加以宣传”,“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的目的说清楚”。对犯一般经验主义的人,“要慢慢来教育改造”。又指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有些报告,报刊社论,文章,新闻报道,内部清样中,只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主题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有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在上述情况下,单由《红旗》五期发表田春一篇文章,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恐还不够。”为此,同意“由中央发一个从理论到政策的文件”。对于毛泽东指出的江青等人的“这次错误”,表示“拥护主席意见”,“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此外,“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关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手续问题,强调:政治局工作“必须遵守九大,十大方针路线,‘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团结为好”。“凡要议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谈一谈。各单位拟好文件的,除外交?国防事急需立即传阅送批外,其他总要在二三天前先行送阅待议。政治局同志有意见(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讨论的,请先向主持人在两三天前提出。个人除自己管辖的单位外,其他需下达的事,必须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或主管部门同意后以机关名义下达。个人交换意见,不能以个人或机关名义下达下送文件。个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气来信和通电。”关于经济建设问题,指出:“不能再耽误了。”

在邓小平等人的强烈抵制下,批“经验主义”之风稍有收敛

1975年5月21日,周恩来就5月4日~8日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传达毛泽东4月23日批示和5月3日讲话一事,致信全体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介绍常委会所商意见后,着重对反“经验主义”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指出:姚文元文章中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之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也是根据姚文引用的。而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是指3月1日张春桥在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阅后在此处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反经验主义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三四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特补写如上说明;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

5月22日,张春桥在传阅件上批道:“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江青,姚文元也在批语中称,对一些情况“不了解”。

周恩来于5月27日抱病再致信张春桥,驳回张所谓“不确切”的说法。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和6月3日,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精神,对江青等人进行“帮助”。

邓小平在5月27日发言时,首先谈了对毛泽东5月3日讲话的理解,指出: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在谈到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的批评时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因而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的问题。无非是讲了历史上路线斗争,这没有什么过。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批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会上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也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叶剑英在6月3日会上就邓小平5月27日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继续批评,质问江青等。在政治局成员集中批评“四人帮”的形势下,王洪文,江青在会上被迫作了一些检讨。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政治局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

6月初,江青到邓小平家中谈话。邓小平后来说:江青找我,毛主席叫她来,她不敢不来。谈得不好,她吹她的一套,水平不高。

6月12日下午,邓小平在上海同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谈话。邓说:主席最近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有新的指示,听到了吧?你们这里批经验主义很凶哟。春桥同志在政工会议上的讲话看过吗?里面有批经验主义的啊!我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啊。老干部刚开始敢抓一点工作,这样一批,谁还敢抓呀?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谈话后,马天水即把情况告诉王洪文,姚文元。以后,马天水又应王洪文要求,将邓小平同他的谈话整理成文字材料上报王洪文。

7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云岭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要搞清楚——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札记》。文章继续大反“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文章说,李卜克内西是属于犯错误的好人,他从事德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已经快30年了,斗争的历史不可谓不长。但是,他竟然会犯了起草《哥达纲领》这样异乎寻常的违反原则的错误。他一直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含糊不清”。因而他犯了毫无原则地把拉萨尔主义的信条全部搬进了党的纲领这样的大错误。文章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发生过类似的事。在与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当时有些同志由于没有认真读马列的书,嗅觉不灵,而被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牵着鼻子跑了一段;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林彪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用唯心史观反对唯物史观,我们的一些同志不是由于没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而上当受骗了吗?不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这些教训,都值得我们记取!”

7月18日下午,邓小平在听取胡乔木汇报有关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关问题时,就胡乔木送他看的在三四月间发表的一些关于反“经验主义”的报刊材料发表意见,说:这算什么,有的文章还指着我的鼻子骂!

在邓小平等人的强烈抵制下,此后,批“经验主义”之风稍有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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